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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編者按：謝方，北京社會科學院學者，自2005年來數(shù)度行走奧、捷、匈、意、德、比、盧、荷、西、法、英、波蘭等國，近年定居德國波恩。

　　廣場是一個從西方引進的概念。歐洲的城市廣場一直是市民戶外活動、聚會、打探消息、議論時政的場所，也是重大慶典和集市貿易的發(fā)生地。而在古代中國，老百姓的戶外活動空間則主要集中在集市、廟會、街巷、市井……

　　受惠于近年經濟騰飛，眼下中國城市不管沿海還是內陸，大到千萬人口都市，小到幾千人的集鎮(zhèn)，形形色色的“廣場”一夜開花——規(guī)模一個比一個大，名稱一個比一個響。但這些名義上的“公共空間”卻并沒有與市民日�；顒泳o密融合，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了炫耀政績的“形象工程”。

　　那么西方城市的廣場，在其作為“公共空間”的功能上，與國內有何差別呢？

　　人性化的尺度

　　與中國廣場普遍巨大相比，西方城市廣場多數(shù)面積不大，延續(xù)了中世紀時期歐洲莊園和城堡的特點。那時城市規(guī)模小，人口密度低，也沒汽車，都是牛車馬車，道路一般在8米寬左右。后來隨著資本主義發(fā)展，集市廣場出現(xiàn)了前場后店的手工作坊，廣場規(guī)模相應擴大，職能以生活為主，集市廣場成為市民娛樂休閑的場所。

　　現(xiàn)在，歐洲廣場大多以鄰里為設計核心。也就是說，即便在狹小的居住社區(qū)，都有一個鄰里中心，這個中心也許是小型廣場，也許是某街區(qū)商業(yè)中心前的空地。在房地產開發(fā)中，考慮城市人口的密度和居民對公共空間的需求，設計中主動在樓群間留出空地，稱為“Plaza”(廣場)。比如紐約市洛克菲勒中心，周圍是大公司辦公樓和購物中心，可謂寸土寸金。不過根據紐約市規(guī)劃條例，在建造摩天大樓的同時，必須根據建筑物的高度給市民留出“公共空間”。也就是說，你的樓建得越高，門前留給市民的空間就越大。

　　西方城市廣場為創(chuàng)造良好的戶外空間，停車場和垃圾站盡量不面向馬路，而是設在建筑背后，通常有小巷相連。商業(yè)中心門前空地，是特意為居民留出的空間，或噴泉、或雕塑，周圍設立椅子供居民歇息聊天，他們提供會面、健身、文化、娛樂活動的場所。

　　而中國一些城市的廣場，卻出現(xiàn)了許多非人性化的現(xiàn)象：廣場四周車水馬龍，進入廣場的街道越建越寬，廣場的綠化越來越少——動輒10萬平方米的廣場看不到一棵樹，只剩下大面積的硬質鋪裝或草坪。這么做氣派是氣派了，但其結果是讓真正使用它的市民產生距離感和疏離感。尤其到了夏天，廣場由于缺少高大喬木，市民更不可能在曝曬下進入其中，難以發(fā)揮其休閑、觀賞、游戲、健身的功能。

　　中國的不少商業(yè)中心也有“廣場”，但滿眼望去，各家門前空地都成了私家停車場，市民不要說歇息、就是走路穿行都很困難。還有的商家占地為營，沒在此地消費的市民根本不讓逗留，這顯然也不符合廣場的“公共空間”特性。

　　充盈的市民生活

　　宜居城市的標準之一是市民生活是否閑適。具體反映到城市廣場上，就是看是否有充盈的市民活動。

　　在西方城市廣場，按照過去傳統(tǒng)的遺留，或多或少保留有中世紀來就存在的市民生活細節(jié)。比方說，羅馬的“鮮花廣場”(就是當年布魯諾因為反對“地心說”被教會燒死的那個廣場)，現(xiàn)在仍然是市民購買鮮花的場所。

　　在寸土寸金的紐約市，即便最熱鬧的中城地區(qū)，在周末時，市政府也會在專門路段封閉車輛進入，組織“街市”(Street ?Fair)，讓附近居民有購買時蔬水果、自由交往的鄰里空間。

　　也許有人會問，西方城市沒有超市嗎？有超市為什么還要設街市？答案是：城市管理者充分考慮到市民尊重自然、回歸自然的生理需求，留有適當空間讓市民從事室外交易。

　　西方廣場有別于中國廣場的另一個特征是廣場周圍普設咖啡座、啤酒座供市民歇息聊天。我在德國的鄰居是位90歲的老太太，她每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梳妝打扮，叫輛出租車，隆重地去小鎮(zhèn)廣場喝咖啡。開始我覺得奇怪，這喝咖啡的代價是不是太高了？后來發(fā)現(xiàn)西方步入老齡社會，子女不在身邊，去廣場喝咖啡成為許多老人固定的社會活動，在那里他們能夠找到情感寄托，擺脫獨處帶來的疏離感。

　　廣場的最高境界

　　歐洲廣場的概念來自古希臘，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哲學殿堂其實就設立在廣場上，那是他發(fā)表政治思想的地方。古希臘廣場的用途很大，政府向老百姓頒布政策、告示，都在廣場上進行，市民有任何要求或者自由集會，都可在廣場上進行。于是市民社會，也叫做“公民社會”就這樣形成了。

　　后來廣場的“公民文化”傳統(tǒng)傳到了羅馬，傳到法國，傳到了整個歐洲和西方世界。按照德國哲學家、社會學家哈貝馬斯的說法，廣場作為公共空間的涵義是指“政治權力之外，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、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”。他強調，在公共空間內，公民間的交往是以閱讀為中介、以交流為中心、以公共事務為話題的“公共交往”。顯然，國內的廣場功能距離哈貝馬斯的“公共空間”還有相當距離。 

　　所以，對于中國城市管理者而言，當下應該不再是強調城市有多少標志性建筑和體面的廣場，而是看看這些標志性建筑和廣場究竟有多少“親民度”？究竟有多少為民所用的時候？